今年夏天,当李宇春在 《脱口秀和 TA 的朋友们》 第二季 (以下简称 《脱友 2》)的舞台上,回顾自己 2005 年从 《超级女声》(以下简称 《超女》)出道以来的经历时,许多观众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 20 年前的那个盛夏——平民选秀,大众投票,从草根到巨星的转身,一个万人空巷、热烈盛大的娱乐奇迹。
在这个舞台上,李宇春不是唯一一个与那个夏天奇迹有关的人。脱口秀演员邱月也分享了她略带荒诞的 《超女》 海选故事。
许多其他海选片段也被剪辑成搞笑合辑,近几年重新在互联网平台流传起来。今天的观众回看,会表露出 「抽象到不敢看完」「脚趾快抠出三室一厅了」 的尴尬,但更多的是羡慕当年人们的 「真实、多元、自信、勇敢」。
在 20 年前 《超女》 的 「平民狂欢」 中,人们的自信从何而来?学者斯维特兰娜·博伊姆在 《怀旧的未来》 一书中指出,怀旧 (nostalgia)有可能是一种 「个人与自己想象的浪漫纠葛」,当我们拨开怀旧滤镜,是否会发现不同的景观?在当下最受欢迎的 「平民选秀」 脱口秀的舞台上,草根叙事又呈现出怎样不同的气质?
李宇春在脱口秀中讲述了 「梦想」 背后的 「现实」
「想唱就唱」 的平民狂欢
《脱友 2》 第一轮比赛,站上台看到李宇春的一刹那,邱月突然感觉自己想起了一件事,她知道,这件事如果不在这个台上说,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。后来,在第二轮比赛中,大家听到了那个有关超女的段子。
在一档播客中,邱月承认这是个 「很临时」 的决定,正如 20 年前,14 岁的她临时走进 《超女》 海选现场一样。
当初报名的机缘来自课堂上朋友递来的一张纸条,「想唱就唱」 的 slogan 吸引了这个当时留着齐刘海、爱把手藏进校服袖子里的非主流少女。带着 「有点懵懂,格外无知」 的心态,邱月和另外两个朋友就这样站上了海选舞台。
她准备了一首串烧,混合了 20 多首歌曲,唱了不到半分钟就被打断。评委追问还有什么才艺,她展示了一套军体拳。而另外两个小伙伴索性在台上来了套 「白云黑土」 的小品选段。
这种带着三分自信、三分松弛,还有四分莽撞的经历在当年并不罕见:有人抱着宠物或拖着点滴瓶登场,有人把歌词小抄贴在芹菜梗里带上台,有人当场掏出按键手机自带伴唱音乐……这些荒腔走板的 「本色」 瞬间,不属于 「晋级」「冠军」「出道」 等选秀高光叙事,但同样构成了人们关于 2005 年 《超女》 的另一面记忆:未受过专业训练、几乎零比赛经验的普通人,凭着一点爱好或天赋,抑或仅仅是一时的冲动便登上海选舞台,在荧幕前短暂而认真地做了一场 「明星梦」。
当下的观众也从中嗅到了一种遥远而陌生的气息。大家惊讶于 「那时候人怎么能勇敢成这样」,继而怀旧之情被触发,「有一种经济上行期豁得出去的感觉」,「以前的海选是这样的,大家都很自信地展示自己,很好笑也很可爱。现在这样会被全网审判吧……」
在 《脱友 2》 的节目后采中,总编剧梁海源也感慨道:「(当年的人)非常简单,非常淳朴,意气风发,想做就去做,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去缅怀那样一个时代。」
在 《超级女声》 之前,中国内地在荧幕上培养职业艺人的通道几乎被 「青歌赛」 等专业赛事垄断。这些由权威机构主导的竞赛,只向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开放。对大多数观众而言,那是一场遥不可及的、属于 「他们」 的封闭游戏。
千禧年初,电视媒体正经历市场化转型,再加上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逐渐普及,《超女》 恰逢其时地成为了 「我们」 的游戏。它借鉴英美选秀节目 《流行偶像》(Pop Idol)和 《美国偶像》(American Idol),又在本土化过程中将 「平民性」 推到极致。
节目从一开始就定位为 「合家欢」,海选秉持无门槛原则,目的是 「让每个人玩得尽兴」。于是,不分唱法、不分年龄,只要是喜爱唱歌的女性均可免费报名,用制作人夏青的话来说,这是 「一场万人甚至是十万、百万人的卡拉 OK」。数据显示,2005 年 《超女》 总报名人数约 15 万人,下至 4 岁,上至 80 多岁。在品牌营销专家张兵武看来,《超女》 海选的火热呈现出的是 「正在逝去的高度中心化的时代日益孱弱的身影」。
夏青后来总结,参加海选的人通常分为三类:纯粹来玩儿的,来锻炼一下的和真正怀揣明星梦的,其中前两类占绝大多数。为了让 「绝大多数」 有参与感,在播出方式上,与欧美节目精剪海选片段作为花絮周播不同,《超女》 保留了海选过程的原始素材,每天 2 至 4 个小时连播数日。这种 「轰炸式」 呈现不仅培养了当时观众的观看习惯,也在后来让形形色色普通参赛选手的影像得以留存。
评审环节为更广泛的观众提供了充足的参与感。除了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审,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堪称 「全民公投」 的短信投票环节——拥有手机号码是唯一的门槛,有人为此走上街头拉拢路人为他们喜爱的选手投票。《纽约时报》 对 《美国偶像》 的评论同样也适用于 《超女》:「它把真实性与粉丝们对平民主义的狂热结合起来,它承诺把明星制造机器的钥匙交到观众手中。」
移植的 「美国梦」 和本土草根的逆袭
「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式明星梦在中国实现了。」 在名为 《大话超女》 的评论文集封底上,印着这样一句署名企业家王石的话。王石是否真的说过已不可考,但 《超女》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一场对 「美国梦」 的本土化实践。
其灵感来源之一 《美国偶像》,2002 年在福克斯 (FOX)频道开播,彼时正是美国电视真人秀兴起的时期。这一将传统电视平台和新媒体互动性相结合的节目形式,最初是无线电产业应对新媒体冲击的转型尝试。其中获得成功的节目,往往都采取了与 「美国梦」 的经典好莱坞叙事相似的模式。如 2000 年开播的 《生存者》(Survivor),将多元人群置于陌生海岛,在相同自然条件下,参与者通过个人奋斗、施展才能获得生存机会,最终胜出的人名利双收。
《美国偶像》 第四季选手合影
现代意义上的 「美国梦」,具体而言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詹姆斯·亚当斯 (James Truslow Adams)在 《美国史诗》(The Epic of America)一书中的论述,其核心是 「机会平等」:摒除种族、阶级等出身限制,「每个人根据其能力和成就大小均享有机会,可以生活得更好、更富裕、更充实」。
二战以后,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升,「美国梦」 更倾向于被理解为一种向上流动、获得中产阶级式成功的理想。在真人秀节目中,游戏规则象征社会制度,个人改造过程 (通常表现为晋级、通关等)作为叙事线索,获得丰厚的奖金或成名机会则是理想结果。
这种 「向上流动」 的希望,借着选秀这一载体也降落在了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。
20 世纪末,中国广播电视产业逐渐向经营型转变。电视台需要自负盈亏后,「让节目能挣钱」 便成了最重要的目的之一,而娱乐节目长期处于 「边缘」 位置,经济收益更是难有突破。在这样的现实困境下,以夏青为首的湖南娱乐频道制作团队开始思考如何 「介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」,「让所有人成为主角」 成了一个解法——无需支付参与者片酬,加上后期制作技术要求低,《超女》 就以这样 「低成本」 的姿态诞生了。
与此同时,它又以相当振奋人心的口号,为中国年轻人打开了一条主流轨道之外的通道。《超女》 的舞台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路径,其中对张扬个性、展现自我的鼓励,也让年轻人们从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集体主义、中庸之道等理念中解放出来,正如 《东方今报》 评论的那样,「台上的表演者无所禁忌,自由洒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,这其实就是很多人最深层次的理想」。
这一从娱乐出发的尝试,影响力深入社会各阶层后,也隐约体现出某种公民社会中的民主意涵。在全民票选机制下,专业水平不再是唯一标准,难以量化却极具感染力的个人魅力成为关键因素。
于是,曾在青歌赛中落选的李宇春,以 352 万票当选 2005 年 《超女》 冠军。而粉丝们对她中性形象的高度认同,也意外挑战了以往由精英男性主导的对女明星的审美范式,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 「审美平权」。许多媒体称这一结果为 「庶民的胜利」。
草根的崛起,一度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象征。如果说 「超女」 是主流媒体视野中的草根代表,那么在彼时刚刚兴起的博客、论坛等去中心化网络空间中,另一群代表亚文化 「边缘草根」 也在野蛮生长。
芙蓉姐姐因在北大、清华等高校 BBS 发布夸张形象而迅速走红,被公众戏称为 「现实版超级女生」,成为 2005 年年度网红人物;网友自制恶搞视频 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》 以年度商业大片 《无极》 为素材,通过拼贴、戏仿的手法,解构了大导精心打造的 「东方史诗」,在全网热传;同时期,「杀马特」 群体以鲜艳发色和戏剧化服饰为标志,从封闭的 QQ 群组进入以 QQ 空间为代表的半公开网络平台……一切似乎都在宣告,一个 「人人都有机会被看见」 的时代正在到来。
草根叙事回归现实主义
伴随着洋溢的乐观主义,社会舆论中也不乏另一种警惕与担忧的声音。
与今天互联网上的羡慕、怀念情绪不同,在当时的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看来,普通选手略带滑稽的表演有哗众取宠之嫌,是 「庸俗的审丑」,芙蓉姐姐的走红更给这一观点提供了例证;同时,「想唱就唱」 的零门槛模式是对艺术标准的 「降格」,而大众投票机制的设置则是刻意制造持续的情感刺激、操纵观众情绪。
在批评者眼中,这种表象上的 「平民性」,恰恰印证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 「欺骗性」 的剖析。在 《启蒙的辩证法》 一书中,德国哲学家西奥多·阿多诺指出,文化工业制造出人人平等的假象,却遮蔽了其中机遇的极端罕见性——《超女》15 万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数人,经由大众传播被放大成了具有普遍性的 「草根逆袭」 神话。
在这种 「启蒙」 之下,大众获得的所谓自由,实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暗示,仿佛成功总是可以凭借运气或机遇获得。
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则从另一角度指出,《超女》 的成功,也因为它 「恰到好处地降落在了一个 『空白』 之上」。当她看到同一份报纸版面上,大篇幅的 《超女》 报道旁挤着两则矿难消息时,割裂感油然而生:当人们对现实生活感到乏力,便转而通过文化消费的快感,来制造一种 「参与的幻觉」。
但幻觉并不意味着全然虚假。「草根逆袭」 叙事强大的感召力,正源于其时真实发生的结构性松动: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,加快的城镇化和大学扩招进程,为无数人撬开了向上流动的缝隙,媒介的市场化将话语权递向大众,而刚刚兴起的网络世界,更像一片包孕无数可能的新大陆,为个体化探索提供了土壤。「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李宇春,但她身上寄托着许多普通女孩的梦想」 所折射出的,或许是彼时最具象征性的一种集体想象。
20 年后,邱月再一次站上引发现象级热度的 「草根舞台」,歌唱已经让位于解嘲现实的脱口秀,「人人都能讲五分钟」 的 slogan 与曾经的 「想唱就唱」 遥相呼应。同样讲求情绪体验和身份立场,两个时代相似的 「平民性」 诉求呈现出的却是迥异的气质。
脱口秀的舞台上,选手自称社畜,标榜大专,也有人自揭童年或婚姻的伤疤,用幽默来修复生命经验里的创伤。当在脱口秀领域耕耘七年、自称 「高中以上本科未满专业汽车改装」 的何广智终于夺冠,人们称之为 「老实人的胜利」,而非奇迹或飞升。
由此可见,在当下行之有效的草根叙事中,主角已然剥去大胆昂扬、满腔抱负的开拓者光环,反而以低姿态引发共鸣:不避讳显露自己的脆弱与窘迫,通过对普通人真实困境的共情式再现,才能与观众达成深刻的情绪同盟。
于是,在这场平民选秀里,对现实的坦诚凝视取代了狂热浪漫的造梦,选手与观众,在舞台上下共同实现对破破烂烂生活的缝缝补补。《超女》 时代的粗糙和蓬勃,终究留在历史滤镜里,成为了怀想的对象。
参考资料:
唐浩主编,《大话超女:对一个娱乐神话的解析》,北京出版社,2005 年
夏青,《从开始到现在 不为人知的 「超级女声」》,吉林美术出版社,2006 年
吕琪,《规训、动员与实验:美国电视真人秀社会功能探析》,2023 年
James Poniewozik, The End of 『American Idol』, TV』s Last Cultural Big Tent, New York Times, 2016
张慧瑜,《「芙蓉姐姐」 的迷思》,中央大学性/别研究室,2006 年
马克斯·霍克海默、西奥多·阿多诺,《启蒙辩证法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0 年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界面文化,作者:易安,编辑:姜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