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 岁的空姐张波波 (化名)站在正待起飞的航班应急出口前,对客舱内外做目视评估,并向乘客一一讲解安全须知。此时,一位坐在前排的男旅客突然叫住了她——
「小姑娘,你过来,帮我做个枕头。」
张波波愣了一下,她不理解 「做枕头」 是什么意思,但同时客气地回应道:「先生,请您稍等一下,我现在在做目视评估,之后马上给您拿枕头。」 几分钟后,那位旅客又一次厉声喊她:「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?我让你给我做个枕头!」
为了尽快安抚情绪,她找了两条毛毯,叠好递给他:「您可以垫一下,应该会舒服些。」 可对方却冷冷回道:「你不会做枕头,去问乘务长怎么做,不要敷衍我。」
乘务长后来一眼认出,他是一位在公司内部广为人知的白金卡会员。乘务长用公务舱的枕套塞入毛毯,做出一个 「合格」 的枕头交给了这位白金卡旅客。
这一切还没结束,下班刚到家,她就被告知自己被投诉了......
「手写道歉信,现场写两遍」
类似的遭遇在张波波五年半的飞行生涯里,是家常便饭,投诉也是航司乘务员们绕不开的职场阴影,来自白金卡等高等级会员的投诉尤其让人心惊胆颤。
在刚入行不久的一次航班上,登机时一位旅客站在过道里等家人,张波波礼貌提醒他:「先生,请您先坐一下,让后面的乘客先过。」 没想到对方突然破口大骂,指责她 「态度差」,并要求找乘务长理论。
最终,在乘客的要求下,乘务长让她当场写了一封手写道歉信,她写完第一遍让乘客过目,乘客要她再写一遍,并强调一定要签上姓名和工号。
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,但还是必须写」,那一刻,她感到极度屈辱——在她看来,这是乘务长为了安抚旅客情绪,把她推到了 「替罪羊」 的位置上。
和众多国内航司一样,张波波所在的这家航司,投诉渠道极为便利。旅客可通过客服电话、短信回访,甚至直接拨打民航局电话投诉。无论内容是否合理,投诉都会被立案,转交给客舱部,再由分部经理下发给乘务员本人,要求写报告。
「每 15 天工作群都会发布十几二十多条投诉,有专人整理成文字发到群里让大家学习」,投诉的内容有时非常让人难以理解:「为什么头等舱的空姐比经济舱好看?」「丝袜破了影响体验」。这些话被原封不动公布,成了所有同事眼里的 「反面教材」,甚至是心理阴影。
如果涉及到白金卡或和高等级会员的投诉,航司总是格外重视。因为他们飞行频繁、消费金额巨大,不仅可能影响公司收益,还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。
一旦收到投诉,航司的客服部门会先进行登记,再下发到乘务员所在的分部。被投诉的乘务员必须写一份情况经过说明,解释当时的经过。如果调查认定确有不当,可能会被扣分——每名乘务员一年有 25 分安全与服务考核分,扣分则意味着降级。严重时,还可能被要求进公司学习,暂停飞行任务。
「其实大部分乘客都很正常,空乘这份工作做得时间长了,算是个熟练工种,乘客的要求也就那些事,乘客一个眼神,你可能就知道他想干嘛。」 张波波认为:「但白金卡会员的特殊身份,让他们在航班上拥有一种天然就要被服务的心理预期。任何延误、不便甚至乘务员的解释,都可能被视为怠慢。」
她记得一位旅客因飞机延误而大发雷霆,最后投诉的理由是 「乘务员没有做好解释」。「延误不是我们空乘造成的,但这个责任和压力会落在我们身上。」
在这样的环境下,张波波学会了凡事要 「先道歉」,即便没有错,也要先用 「对不起」 来化解矛盾。否则,一场原本的小摩擦,可能被放大成影响飞行安全和公司声誉的 「大问题」。
白金卡会员体系背后
张波波的一些空乘同事在航班上被旅客训斥、投诉后,回到酒店仍反复自责,甚至整夜失眠。「这种内耗的状态如果长期存在,人就很容易工作倦怠甚至抑郁。」
这种强大的职场压力背后,来源于各大航空公司的制度设计安排。近年来,中国各大航空公司都在强化会员体系:国航 「凤凰知音」、东航 「东方万里行」、南航 「明珠俱乐部」 等等都将白金卡、金卡等高等级会员视为核心客户群。
根据东航 「东方万里行」 计划的规则,会员累积 16 万升级积分或 90 次升级次数可升为白金卡。类似的乘客忠诚度计划已成为航司的重要 「利润金矿」,在一些航空公司中常旅客相关业务占辅助营收的 40%~60%,备受管理层重视。
为了维系此类高价值客户的忠诚度,航空公司倾向于提供超出普通乘客的额外礼遇和便利。例如,白金卡会员在购票、乘机各环节均享受优先权:包括优先订座和候补,比如国航规定白金卡会员可在航班起飞前 48 小时内致电保证购买到所需舱位机票、额外积分类奖励、免费升舱券、贵宾休息室、额外免费行李额、优先登机、行李提取等福利。
通过这些差异化服务,航司希望提高高端会员的满意度和归属感,巩固其对本公司航班的依赖,从而获得长期收益。
即使某些请求看似 「过度」,航司为了保持会员忠诚度也愿意网开一面,以免因小失大——毕竟培养一个忠诚客户所需投入的成本,要远低于失去该客户所造成的长期收益损失,在投诉处理中,航司会马上反应,甚至倾向于信任他们的叙述。
这种制度设计的成本,往往转嫁到了一线乘务员身上。延误相关的投诉本是航司运营或天气的结果,却常常被归结为 「乘务员没安抚好」;毛毯数量有限,公司为节约成本不会多配,却要求乘务员用递温水、调节温度等方式去 「弥补」;甚至会员制度带来的心理预期差异,也要由乘务员来消化。
换句话说,一线空乘成了航司和客户矛盾的 「缓冲带」。张波波这样形容:「我有时候觉得,我们就是用来承担所有后果的。」
她们身后空无一人
在外界看来,空姐的薪酬并不低。据薪酬统计网站 World Salaries 的一项不完全数据统计,中国有 2~5 年工作经验的空乘人员平均年薪为 172200 元人民币。
在上海等一线城市,薪资会略高,飞行经验丰富的乘务员年薪最高可达 251000 元,但在实际中,像张波波这样刚入行不久的空姐则收入偏低:「我们真正能拿到手的,与付出完全不成比例。」
她这样形容自己的一天:从她早晨起床化妆、通勤到公司签到,执行航班直至落地返家,耗时至少十小时。但在工资体系里,只有飞机 「离地到落地」 的三小时算薪酬。「其他七个小时,全是义务劳动。」
按照她所在的公司标准,普通舱乘务员时薪不到 70 元,头等舱约 80 元,乘务长 100 元,客舱经理则约 130 元。旺季一个月飞行 90 小时,合并工时看似不低,但背后的隐性劳动远超表面数字。
如果遇到航班延误更是 「白干」。航班延误时,乘务员不仅要全程安抚情绪激动的旅客,还要维持秩序和服务,但这段时间不计薪。「延误是最累的,你付出了,但一分钱没有,挣得那点工资,不叫工资,叫 『窝囊费』。」
在飞行旺季,她每天睡眠时间平均不足六小时,「常常在机组的车上就能睡着」。睡眠剥夺不仅损伤身体,也让空乘们的内心更加敏感。
张波波的飞行生涯最终停在了第五年。一次例行体检中,她被查出身体一项指标异常,不适合再飞。进一步检查她被确诊为某慢性病,公司随即依据规定,支付赔偿并解除了劳动合同。
对她来说,离开那一刻的内心是复杂的。一方面觉得突然被抽走了工作身份,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种解脱。
长期作息不规律、睡眠不足、高强度劳动,是很多空乘身体提前亮起红灯的原因。一些空乘坦言飞行后常常腰酸背痛,靠止痛贴缓解;长期化妆、干燥机舱让皮肤出现过敏;最要命的还是睡眠时间减少带来的免疫力下降。
「我飞了五年,只在家过过一次春节。其余几年,都在不同的城市、机舱里过年。」 节日对乘务员来说,只是 「客流高峰」 的代名词。
身体的消耗之外,还有心理的煎熬。「如果心态不够强大,很容易被击垮。」
并非所有人都能迅速脱敏。一些人选择离开,另一些则在反复自我怀疑和消耗中慢慢磨掉热情。近两年,不少航司前空乘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吐槽调侃 「乘务员是全能型服务员:情绪安抚师、幼儿园老师、客服、清洁工」。
支撑白金卡会员体系的隐形成本,是张波波们的身体透支和情绪消耗。谈到最近互联网上的某航司白金卡会员事件时,她很理解那些姐姐们为什么这么卑微:
「因为她们身后空无一人,没有人会给她们撑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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